王蒙：火之歌

《人民文学》1978年12期 封面

出版社简介：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3月，以高品位、高质量、包容古今、囊括中外的文学图书体系，为国家文化建设、繁荣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读者中享有良好影响，是“全国优秀出版社”。现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员之一。
作者简介：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曾任中国文化部部长与中国作协副主席。
【此文章转摘自：http://www.cis.uoguelph.ca/~xli/gbfiles/wangmeng.html】

(一)

“结论是什么？”

台灯的光线投射在这五个字上，这是他正在写作的一部中篇小说的题目。

这些年，发生了多少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拉长了声音高呼“最最最伟大”的奸佞制定了用火焰喷射器暗杀革命领袖的计划；咒骂旁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左派”拔出匕首要党票要官；穿插敌人的千军万马如入无人之境的神勇将领临死时喝不上开水；素日被崇敬的一切在一个早上突然统统踏在了脚下，而新的隆重的仪式却被证明是完完全全的骗局；冲动在变成冷漠，批判在变成实际上的推广；希望与失望，沉默与呐喊，对政治的厌倦和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正在交织转化。啊，光明而又阴暗的祖国，庄严，动荡而又滑稽的岁月！

这些年，他留下多少纷乱的脚印：头带金光熠熠的钢盔，手执大棍去武斗；一口气背下壹佰二十三条语录；扑哧扑哧地踩在一年四季不撤水的“千年老沤田”里拉犁；掀开笸箩端起一盘由不留名的老农送来的鲜毛豆；领取专区仰泳冠军的奖牌；歪起脖子演奏开塞的小提琴曲；阅读《罗斯福传》和《海底两万里》；在电子计算机软件会议上发言…啊，这黄金般珍贵，烈焰般火热，树叶般飞旋，麻团般纷繁的青春年华！

他凝视着这一切，思索着什么是结论，在一九七五年冬季的一个寒冷的周末夜晚，在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师宿舍里。

要不要思索呢？他的耳边响起一阵哄笑声。他曾对同龄夥伴们说过：“我要探索真理。”结果，却有几个人嘲笑他：“你算老几？用得着你探索？”他惶惑了，过去，仁人志士为追求真理而抛头颅，洒热血，而历尽艰辛；如今呢，莫非生活中的真理已经变成了一盘现成的，松软可口，温凉合度的蛋糕了？不必用脑，甚至闭上眼睛也可以，只须张口吞下去？

敢不敢思索呢？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友好的，由于恐惧而变了形的脸。“你这样说，会变成反革命的…”因为他早就对那种“几百年出一个”“几千年出一个”的鼓吹表示过怀疑；因为他还说过：“早晚有一天，高中毕业生还会直接考入大学的。”这吓坏了他的青年工人同伴。

夜深了，远处的火车汽笛声传过来，又消逝在无边的寂静和清冷里。

他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了几个烟圈。突然，他的手颤抖了，一滴泪水落在了稿纸上。他想起了自己的单纯的，小天使一样的童年，同样单纯、轻信、乐天而又自得的少年。他想起自己有多少最宝贵的时光被林彪，陈伯达一类骗子骗走了。他更坚定了学习、总结、求索的决心，他不相信世上有闭目噤省的革命者。毛主席近年来也反复号召辨别真伪。

不敢看，不敢想，又怎么能辨别呢？

所以，他要写小说。在农村，他也以同样的心情写了长诗《生之歌》。他从小坚持写日记。他不想当作家，从未把自己的手稿寄给编辑。他所以常写不懈，是因为他勇敢地，痛苦和执着地面对着现实，极力从混乱和矛盾中去寻找和把握真理，去发现祖国的前途，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人生的光。

他有一个严肃的灵魂。

他有一颗燃烧的心。

(二)

他名李西宁，身高一米八十，体重七十五公斤；熊腰虎背之上架着他那圆圆的，孩子气的脸。掩不住的笑厣使他总显得喜孜孜的，大而尖的鼻子，小而尖的下巴，儿童式的“学生头”，一缕头发斜伸在额头，这些都表露着一种善良，正直，还有些幽默的性格。一九七五年，他二十三岁，相当懂事却又不失赤子之心，跃跃欲试，敢冲敢闯却也懂得了深思熟虑和冷静自制的价值。二十三年来，他历居南宁，张家口，扬州，南京；他当过小学生，农民，电工，工农兵大学生，教师和政治工作干部；他加入了少先队，红卫兵，共青团，共产党；他爱好和涉猎过矿石收音机制造，收发报，唢呐，二胡和小提琴的演奏，游泳，擒拿搏斗，史学研究，文学创作和评论，最后学了电子计算机专业。他失去了很多(譬如：系统的，不间断的文化基层知识的学习，不吸烟不喝酒的良好习惯，对人生的天真烂漫的幻想)，然而，他得到的也许更多…

一九七五年的这个冬夜，当他回顾二十三年的脚步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老八路的父母的严教吗？是扬州中学良好的校风和难忘的校训吗？是挽着手臂保卫扬州地委，受到款待大吃肉丝汤面，紧接着造起地委的反的荒唐的经历吗？是高歌、欢呼、行礼，以少年人的热烈衷心表达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颂，而这一曲真诚的颂歌却被林贼纳入到他那欺世盗名的“三忠于”的鼓噪中的可感，可叹亦可哀的往事吗？真是一出滋味百般的悲喜剧啊。
也许，他更多地想着的是工厂的生活？七零年到七二年，他是扬州钢铁厂的电工。刚进厂的时候，他大胆踏着三角板攀上了十几米高的线杆顶端，却没学会放板降下的技术，他下不来了，惹来了一群哭笑不得的围观着…。后来呢，他已经是电工班的骨干，先进生产者，能够熟练地独手高空带电作业了。

他难道能不怀着深情，含笑回顾在工厂那两年中的热情的行进吗？七二年春节，他和另外六个基干民兵，穿着游泳裤在雪地上打滚，等到全身通红，随着枪响砰然跳到刚刚被前导船破冰打开一条窄路的河里，进行武装泅渡…。以他为首的几个青工成立了书评小组，他们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读历史，读国际政治资料，读曹雪芹，施耐庵，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塞万提斯和儒勒．凡尔赛的小说…。“旗手”的禁锢有多么严酷，他们突破禁锢的热劲就有多么大。他们连夜讨论书籍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关于文学，关于命运，关于世上有没有救世主，他们要一一求个分晓。

其实，更值得骄矜的是七二 - 七五这三年的大学春秋啊。他以实际上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进入了大学，用每天十六、七个小时的紧张努力，四个月补完了中学五年的数理课程。他跟上了，成绩优秀，两次参加了四机部召集的电子计算机软件会议，并作了学术报告…。与此同时，他积极学习政治，担任团的工作，光荣地入了党，他还是文艺宣传队的演奏员…。青春是火，它炽热、活泼、勇敢而自由，它要求燃烧，要求升腾，要求开辟自己的道路，要求大放其光和热。这是谁也绞杀不了的。

(三)

这一切都是值得纪念的。然而，还有更重要的。

李西宁兴奋起来了，他放下钢笔，摘下眼镜，在宿舍里踱来踱去。他想起了六八年到七零年，在兴化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

我快乐吗？是的，我快乐地歌唱：

“我们也有了财产--
大锹，锄头，三间草房，
我们也有了家庭--
哥哥，弟弟，年龄相当。
我们煮熟了第一锅饭，
啊--好香！
我们就象长成羽毛的小鹰，
在天空中初试翅膀…”

但是后来你苦恼了，是么？

早春，仅有的几条水牛经不住水田的寒冷，只好由我们几个男青年去拉犁…。我们这个队困难，缺粮，要向富裕队借，春天借一斤大麦，秋天还斤半稻谷…。当然，比起解放前的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不知要好多少，然而，文攻武卫，红海洋，形式主义…，对生产力的破坏却是令人痛心的现实。

我彷徨过吗？是的，我彷徨过。

“今吾欲登仙人路，
只恨无人来指点。”
我写过这样的诗句，
“我生命的航船，
为何这样奔忙？
转眼过了十七年，
而一夜却这样漫长。
宝贵的青春，
伴着昏黄的灯光…”

我发出这样的哀音。

我们有时感到苦闷和无聊，感到中断学业的痛苦。我们一晚上一晚上地打扑克，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使嘴唇麻木。我们最爱唱的是“知青之歌”，歌词是一个女孩子作的，是一个凄凉的调子…

但为什么要说这些呢？这不能代表本质和主流。作为共产党员、团总支书记…

请不要紧张。只有神经衰弱的人才不敢正视自己的脚印。

不用怕烟！当闻到烟的时候，火还会远吗？

问题并不在于我曾经苦闷，事实是我战胜了，跨越了这种消沉。父母，师长，贫下中农，稻田，运河，每一行庄稼和每一株树，都在鼓励我，鞭策我。

“不能堕落！只有向前！向前！”

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红旗下的，我们自幼受着党的哺育。被实践摒弃了的是我们的幼稚、空想和廉价的自满自足；而不是我们的信仰、道路，我们的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我们和最强的劳力膘在一起干活，赶车、摇船、拉犁、扬场，从不含糊。我们预备了推子，为贫下中农理发…。五月节，回到“家”，桌上已摆好大队支部书记送来的粽子。老乡把自己抽了两口的烟袋递给我们。艰苦的物质条件淹没不了劳动人民的乐观，情谊。

人民，我的母亲！只是在农村，我才了解了你无私的胸怀和额头的皱纹。你勤劳勇敢，刻苦坚韧。你要求得最少，你干得最勤。你一句空话也没有，却用双手捧献出了你的一切；你就是一切美德的汇粹，你永远使我爱恋，使我倾心！

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作你的忠实的儿子。现在我可以回答，什么是二十三年来最难忘的生活画面了。

…南方的七月，烈日在头顶上燃烧。我赤身露体，背着长长的纤绳，光脚走在潮湿的黄泥路上，沿着古运河，拖动笨重的木船，从兴化县到扬州城，一个单程就要走三天。纤绳愈来愈象刀剑一样切割着我的皮肤，我的肩红肿、出血了。汗水流遍了全身，杀痛了脊背，杀痛了脸颊，湿透了唯一蔽体的短裤，顺着脊梁骨向下淌滴。汗水又象一层棕色的油彩，涂遍了我的全身，一次比一次更黑、更亮、更放光。渐渐地，我简直分不清是我在拉着船前进还是船在拼命把我朝后倾，我的腰腿渐渐不支，我的步法渐渐凌乱；但我挺住了，因为和我一起辛劳在运河边的是人民。我们的赤脚在纤道上留下一行行清晰的脚印，我的脚印虽然歪歪扭扭，然而也和老船工一样的深。

这就是李西宁，十八岁的青年，他没辜负毛主席关于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教导，他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迈出了真正劳动者的脚步，他知道了历史放在自己肩上的份量；在全国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生活实践去检验，去改造和充实自己的世界观的奇观壮举之中，他俯视着辽阔、美丽、富饶而又贫困的大地；他紧贴着亿万人民；他不再彷徨，不再迷乱。而是抢担重任。咬紧牙关，一往直前。正象维吾尔族的谚语：火也是花。李西宁的青春的火焰，象鲜红的石榴一样，终于扎根到厚实的土壤里。

(四)

寻求结论，这将不靠冥思苦想，而要倾听生活实践的声音。当李西宁头顶烈日，背负蓝天地拖着载满五吨化肥的木蓬船前行的时候，他岂能听不见古老的运河、古老的木船和用相当古老的方法耕作着的土地的呼唤！人民最懂得发展生产力的必要，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历史的能源。在工厂和大学，李西宁进一步看到了世界，看到了中国在生产和科学技术上的差距，这使他忧心如焚。一九七三年，他在日记里写到：

“我就不相信中国会永远落后、愚昧下去。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何况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八万万人民！”

要给人民以实际的利益，要使祖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安定团结、发展生产、发展科学和文化。运河边的人民在眼巴巴地盼望着、焦渴地等待着祖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飞腾，不理会这一点，就是背叛了人民！

这就是李西宁在七五年的那个冬夜的前前后后得出的结论。它平凡、朴素、透亮如同白开水，然而它与一切符咒和骗术不相容；与一切信口雌黄、巧言令色不相容；它又是无比的严峻。

所以，当七五年初，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以后，他泪盈眶，喜欲狂，有了理想，有了奔头！车轮走上了轨道，被扭曲、被肢解、被奸污的历史显示了尊严。被“权、线、观”“站队”“爬坡”搞得眼冒金星、疲惫不堪的人民，不谛在炎热的沙漠里看到漓漓的清泉。

所以，他感激地注视着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为人民办的每一件好事。“这样的措施暖人心肺…”在他七五年的日记中多次这样写着。

他没有停留在赞美和雀跃上。“你为二○○○年贡献些什么？”他在全系共青团员中发起讨论，组织学习了华国锋同志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他点起了希望之火、建设之火、劳动之火，他组织了支农突击队，利用假日去农村积肥、运肥…。

然而现在呢？脏水如雨，向希望之火泼来…。

李西宁砰地推开了窗户。落尽了肥大的叶子的法国梧桐象一个个黑黝黝的怪影。树间发出一种“呜呜”的烦人的声音。夜未央，风正紧，心如潮…。

(五)

三年以后，一九七八年的十月，李西宁在北京出席共青团的“十大”。当人们谈起他在七六年春“南京事件”中带头搏击的情形，称赞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的时候，他真诚地抬起他那孩子气的脸，不解地眨一眨眼睛。他说：“又有什么勇敢的呢？我只是忍无可忍罢了。”他又说：“那时候，南京全城象浇了汽油的干柴，我只不过是划了一根火柴…。”

好一个“忍无可忍”！好一个点火者！

这里，无须乎重述那时人们的愤懑，它以经嵌刻在你、我、他的心上，嵌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年史上了。这里，让我们温习一点叫人不好意思的旧话。

“情况不明，就地宿营，两边打炮，中间卧倒。”这是当时流行在部分人中的口头禅，他们显然也不满意笑着的豺狼的倒行逆施，然而，他们用“不明”掩盖着怯懦。

有一个聪明人，他只有鼻子，却没有心肝和大脑，“现在去追悼，符合中央的大方向吗？”他问，瞧，他比谁都正确！

有这样一个人，他担任一点职务，他是后来才对李西宁进行“审讯”的。他显然不是帮派分子，但他严厉地，“义愤填膺”地质问李西宁：“你怎么胆敢反对江青？江青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所以江青代表党、代表革命，反江青就是反革命，这就是他的小小的可怜的头脑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

还有些人同情李西宁，但又怕连累自己，他们不正面反对，却挖空心思把计划的活动磨平磨光，“何必数学系先去呢？等一等吧…”诸如此类。

但是，在李西宁和他的战友身上，一扫这种怯懦和奴性的精神负担。因为，七六年的李西宁，经过了曲折的道路、多方面的实践、刻苦的追求，结论是什么，他心如明镜。“中国面临着一场决战”，他在日记上清醒地分析着政治形势，他没有被骗过、被下倒，不管魔鬼们祭起怎样的旗号。

三月，这位播火者召开了团总支委员会，他说：

“文汇报中伤总理，他们向八亿中国人民的心尖子上戳了一刀。我们已经道了忍无可忍的时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他召开了多次公开的和不那么公开的会议，激昂慷慨地宣传鼓动；冷静灵活地制定策略。他们决定要声势浩大地去梅园新村，要让“文汇报”的小丑及其后台知道人民是不好惹的。他们要利用坏蛋们还不敢公然反总理这一弱点，大张旗鼓地号召悼念总理，但是要快，要抢在可能的禁令下达之前。要请示各级领导，调门可以低一些，以免被坏人钻空子，也免得各级领导干部承受更多的压力。连怎么样把总理的巨幅遗像拿到手，怎么样作花圈和挽幛，梅园新村的管理人员不在怎么办，发生意外怎么办，都作了周密的部署。

他们分头活动着，得到了学校党委两位书记的支持。他们本来估计经过工作，全校可以有几千人参加这一悲壮的进军。但是，他们面临的不仅有帮派分子的破坏，还有怯懦和奴性这两位“虎伥”的阻挠，一直拖到了三月二十八日，果然，不准去梅园的禁令透露出来了，李西宁果断地决定，抢在禁令尚未传达之前，连夜刷出海报，第二天一早就动身。

三月二十八日这一夜，是在怎样激越的气氛中度过的！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李西宁笑着引用了老百姓的这句略带粗鲁的豪言。当作好了献身的准备的时候，人们的精神获得了怎样的升华和解脱。斗争就是幸福，斗争才有幸福，敢于斗争的人才真正懂得幸福。李西宁和他的战友们在学生宿舍一面制作白花，一面联句：

“敬爱的‘一二三首长’啊(注)，当年，是您带领我们‘文攻武卫’，打伤了这个，踢伤了那个；是您领着我们揪出一个又一个，又又一个‘走资派’；是您为我国炮制了奇形怪状的‘布拉吉’…。如今，您又挥‘巨手’了…。我们一想起您，就感动得眼泪鼻涕一起淌啊…。”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嬉笑怒骂，入木三分，不一会儿，联了一百多句。人生快意能几回？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尸骨未寒便遭中伤，邓小平同志蒙冤被陷的严重时刻，这几名聪明而又勇敢的青年，敢说、敢骂、敢笑，为“女皇”勾勒尊容，粪土当今万户候，真是痛快淋漓，千古豪情！

他们豪迈地说：“明天，就要在南京烧起一把火！”

(六)

南京燃烧了！

三月二十九日，以李西宁为首的南京大学四百名师生，高举周总理的巨幅画像，抬着大花圈，打着写有“光辉永照后来人”的横幅，绕道闹市新街口，向梅园新村进发。南京市民伫立围观，各路口水泄不通。

三月三十日，五一一厂工人四路纵队到梅园新村去，他们高举周总理遗像和高顶到无轨电车的大花圈，上面扎着七十八朵大白花。同时，从南京大学开始，各单位出现了“质问《文汇报》”和“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标语。

更多的工厂、学校、机关的群众走上街头，悼念总理。南京大学学生到火车站刷标语，铁路工人抬来白漆、沥青、大刷，支持他们把标语写到列车上，让人民的怒火烧遍全国。南来北往的乘客纷纷向刷标语的学生慰问致敬。与此同时，南京街道上出现了点名批判张春桥的大字报和传单。

四月一日，石头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在喷火，怯懦和奴性的樊篱焚毁了，任何一个人如果在马路上振臂高呼一句“打倒张春桥”，立刻就会有成群的人响应。

全国各地，特别是在祖国的心脏北京，成百万的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用他们的诗与泪、爱与仇、血与花保卫了毛主席的路线与周总理的英名，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又一壮丽的篇页。

青年走在前面。这一页历史上将写下李西宁的名字，写下窦守方、周为民、贺延光、韩志雄、庄辛辛、韩爱民、李洪刚、刘秀英…。的名字。

我们民族五千年来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我们的九亿饱经忧患、茹苦含辛的人民，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哺育了、造就了这一代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党，这正是党的胜利！到处散播愚昧、迷信、恐惧的人，收获的却是使这些人类渣滓化为灰烬的空前的革命烈火。内心深处印下了斑斑伤痕的青年人，充当了那些伤害他们的恶魔的掘墓人。当他们认清了是谁在扼杀他们的青春、玷污他们的心灵、毒化他们的头脑、玩弄他们的热情、摧毁他们的意志、窒息他们的前程，是谁在把祖国和人民浸在血泊和苦难里以后，他们冲上来了。伤痕使他们增加的是：十倍的决心，百倍的仇恨，千倍的勇气。

李西宁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的。他被称为“南京事件”的带头人。他们面对赫赫的邪恶势力，甘以血肉之躯去冲杀出一条生路，是之曰革命者。

李西宁就是这样燃烧的，在七六年的中国，他的青春的火苗和人民的怒火，和真理的永恒的光焰连在一起，这就是“四五”人民革命运动的燎原烈火。

这样的烈火炼就了合金钢。李西宁说：

“…。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经历和头脑都比较复杂，我们心灵里有一些杂质。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心灵成了合金钢铸就的了，它虽不太纯，却更加坚强…。”

愿我们的年轻人都成为这样的合金钢。愿他们象李西宁一样地勇敢、坚强、坦率、热爱人民；愿他们象李西宁那样地敢于睁开双眼，敢想、敢钻研、敢实践、全面发展、又红又专。而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就象李西宁那样化身为颗颗炮弹，化为火与力，呼啸着向着一切邪恶腐朽的势力冲去。

有这样的青年，可怜巴巴的“余悸”该可以掷诸东流了吧，还等什么呢？

(注：一二三首长，是南京人民给江青起的绰号：一竖二横三点水，江也。)

附：一九七八年，南京事件两年之后，我到北京参加共青团十大。到京第二天，《人民文学》的高远和王蒙便来采访，象“苍蝇”一样盯了好几天(王蒙的原话)。那时王蒙刚刚从新疆“流放”归来，诙谐风趣，敢说敢讲，似乎二十多年的反右、文革、流放生涯并未磨去他的棱角，依旧那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那时的我，更是血气方刚，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故而有了如下的报告文学。时光如白驹过隙，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非昔日。除鹤发鸡皮，人生观亦有很大的改变。从昔日的“琴棋书画诗酒花”，到如今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从年轻气盛，到心态平和；从指点江山，粪土诸侯，到小楼一统，独善其身；从“胸中素有鲲鹏志，人杰鬼雄”，到“闲来卧钓烟波上，忘问东君有鱼无”，我经历着与无数前人们同样的身心变迁…。这也许是“知天命”了吧。我想，假若我与王蒙先生再度把酒，纵论人生，他一定会有会心的微笑。